踏入劇場看7A班戲劇組的《體育時期》，心內湧現陣陣疑惑，到底什麼才是「青春」？
《體育時期》大字標明這是「青春」的戲。場刊裡，無論小說原著董啟章，還是導演、改編譚孔文，以至設計、演員等，均「三令五申」地說這齣戲的「青春」態度，好讓觀眾調校自己，進入他們「青春」的世界。
除非「少年亡」，否則，誰未經過青年？問題是，當「青春」是一個對立於「成熟」的未塑型的狀態時，用任何成熟的尺度去量度它，也許會讓人有種無從入手的感覺。故此，《體育時期》的原著小說作者董啟章在場刊裡洋洋灑灑地說：「有意以『青年』作為審視和對抗整個所謂『成年』的政治、經濟和社會體制的立足點……是富有自覺性和反思性的。」足以把一切彈劾也反彈回去。因為，既然這個戲的「書寫」是源於「對立」，人家看不順眼，也是罪不在己。
然而，對不起，這些辯辭可以是故事的內容，卻不是「戲劇」技法不成熟的託詞。
《體育時期》的戲橋跟早前黃智龍的《一期一會》在本質上有點共通，就是寫出來的主線薄弱，但情節裡有些重要的部分卻又避而不談，令演出像私人談話一樣瑣碎，教觀眾無所適從。《一期一會》還好，有些一味逗趣的演員在賣力逗笑，《體育時期》則像患了抑鬱病的狂躁少年，大鬧一場，旁人卻不知道所為何事。
貝貝在中學時候目睹女同學受欺凌及性侵犯，自己卻袖手旁觀。大學時候，在一個師生聚會裡，見到一個名叫「不是蘋果」的女生攻擊講師，女生現出衣衫裡的體育褲，從而勾起往事，令貝貝深入去認識「不是蘋果」，繼而捲進別人的生活和感情之中。這可能是一個關於貝貝的內疚的故事，亦可能是一個關於友誼的故事，但也可能是關於其他。只是目下在台上所看到的故事，看上去頗奇怪。是小說太長，舞台容不下那麼多，以致故事給割裂得支離破碎？還是編劇把故事講得糊塗？無論如何，這齣戲的起點已令觀眾抽離——因為太奇詭了：一班朋友去卡拉OK，突然一個陌生人闖了入來，襲擊其中一個主角不太喜歡的人，這個施襲者給制服之時，露出內裡的「打底褲」，遂惹起主角的好奇，改天尋訪此人。
世上可能有這怪人，然而怪人的行為往往並非有普世意義的迫切事情，故此，怪人在戲裡受苦、受難，受折磨，也是自討苦吃，觀眾不會同情或認同。主角既不能在精神上與觀眾同在，觀眾也就只會袖手旁觀，這時要整齣戲變得好看，便得更吃力了。
也許小說的空間會大一點，容得下更多的心理描寫，令貝貝的選擇變得合理，值得同情，因此才會感動到7A班戲劇組勞師動眾去演它。也許，這正是「小說」與「戲劇」的分別。
（原刊於大公報，2007年9月20日）
